张红圈的空间

旁听生、偷听生与大学的门槛

《新京报》（3月22日）报道一些旁听生在北京大学、清华大学游学与生存的故事，读来令人唏嘘不已。我们常常感慨北大、清华的沉沦，然而在另一些人心中，这两所大学依然是高洁的圣殿，就算堕落，那也像一个穷途末路的贵族王孙，眉宇之间照样气象万千，足以吸引他们抛妻别子、不远千里前来投奔，仅仅做一个旁听生。

　　想起前些年，北大曾高筑栅栏，限制旁听生入内：一是办旁听证；二是收旁听费，每学分200元，每个旁听生只能选两门课；三是旁听生需出具学校或者所在单位证明，社会闲散人员没有资格办理；四是限定旁听人数，每学期仅发放200张旁听证。此规定出台，激荡满城风雷，批评声如潮涌至。不知此后是否完全落实？

　　报道里的旁听生，似乎并未被这张制度的铁丝网阻挡在教室之外。他们所遭遇的苦难，更多是生存压力、不容于正式大学生的孤独、知识上的落差等。报道特写了一个叫常俊曙的旁听生，在北大做保安，夜里上班，白日听课。每到年节，他通过写贺词的方式，以期引来更多人的关注与认同。今年所撰的元宵节贺词贴在红三楼的正门之上：“白衣裹体，丰腴有致而受享万家；肚含甘蜜，敛聚芳香而夺人鼻目。才不外露，方显内涵；貌不惊人，却致众爱……已临辛卯元夕，余致君以贺，盼君忘忧。”

　　喜庆背后，有一种莫名的孤独，令人想起九十多年前的一个北大旁听生，名叫毛泽东。胡为雄教授曾考证，毛泽东并不能冠以北大旁听生之名。由此，可联系上文，谈一下民国年间北大旁听生的制度与故事。

　　旁听生者，顾名思义，即有别于正式学生而在一旁听课。但是，旁听并不等于你想听就听、想走就走，而有其特定的门槛与规章。北大旁听生需要通过考试才能进入，自然，这考试成绩，应低于正式学生。而且，旁听生必须缴费、注册并领取旁听证后，才准进课堂听讲。学费固然不高，对于贫困者而言依然是无法承受之重，故他们只能偷听。漂泊京都的沈从文便是偷听者之一。

　　有这么一说：开始，旁听生若成绩优秀，可转为正式生，一样发给毕业文凭；后来，风头一转，旁听生不得改为正科生，且不得通称北大学生，均应称“北京大学旁听生”。这无疑是对某些旁听生的一个致命打击，令他们丧失了鱼跃龙门、改头换面的良机——“旁听生”三字，好比铭在额头的刺字。当然，另有一些以知识为重、以门面为轻的旁听生，却可付之一笑，所谓“男儿脸刻黄金印，一笑身轻白虎堂”。

　　北大旁听生需考试才能取之，偶有例外。成舍我因无中学文凭，不能报考，于是给蔡元培校长写长信，获得特许，可以同等学力报考，后来入北大中文系当旁听生。另有北大学生、书法名家萧劳回忆，说蔡元培曾批条子，准予他的同乡杜某某到中国文学门旁听。对此故事的真实性，我有些怀疑。像为成舍我开后门，尚属在规则之边缘打擦边球；为杜某某开后门，毋宁打破了规则。

　　其实，若不在乎一个名头，旁听与偷听，实无区别，甚至偷听更划算一些。北大校方还不至于像今天这样规定旁听生凭证入学。当事人回忆：“学校四门大开，上课铃一响，谁愿意来听课都可以到教室门口要一份讲义，进去坐下就听。发讲义的人，也不管你是谁，只要向他要，他就发，发完为止。有时应该上这门课的人，讲义没有拿到，不应该上这门课的人倒先把讲义拿完了。”（冯友兰）“只要你愿意，你可以去听任何一位先生的课，决不会有人来盘查。”（朱海涛）

　　当年的北大以兼容并包、思想自由著称，不至为旁听生、偷听生抬高教室的门槛。燕京大学则不然。季羡林在清华读书，到燕大旁听谢婉莹（冰心）的课，谢发现此人面生，问明身份后，便将他请出了教室。

　　青年毛泽东从未参加北大招考，自然无缘旁听生之席位。他在北大图书馆管理阅览室，不过毛是白天上班，恐怕分身乏术。

　　若说旁听是一种大学传统，偷听才是最可贵的自由。很多时刻，两种行为被混为一谈，这并不可怕，可怕的是，一些大学视旁听与偷听如洪水猛兽，如虚无缥缈的核辐射谣言，避之唯恐不及。我们不能说，被拒之门外的旁听生与偷听生里，有多少个沈从文与成舍我；然而，从一个大学对待旁听生与偷听生的态度，可以窥见它与它一贯标榜的自由民主等价值观的距离。

　　蔡元培曾问李大钊对北大办学方针的评价，李引了一句诗作答，近百年后的我们都应该洗耳恭听：胜地自来无定主，大抵山属爱山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