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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某、陶某玩忽职守案—玩忽职守罪因果关系的认定

分类：案例集锦时间：(2013-09-07 09:04) 点击：122

王某、陶某玩忽职守案—玩忽职守罪因果关系的认定
一、基本情况
案由：玩忽职守
被告人：王某，男，1971年3月25日出生，汉族，上海市人，中专文化程度，原系上海市公安局某某分局民警。
被告人：陶某，男，1968年12月27日出生，汉族，上海市人，中专文化程度，原系上海市公安局某某分局民瞥。
上述两名被告人因涉嫌玩忽职守犯罪，于 2000年11月23日被刑事拘留，同年12月1日被逮捕。
二、诉辩主张
(一）人民检察院指控事实
被告人王某、陶某于1999年8月21日在上海市某区看守所值班，负责对该所E1监区进行看管期间，违反值班民警工作职责及值班巡视规定，从当天15时许在E1监区办公室和在押人员朱某某及王晓华等人一起打扑克牌，直至17时许E112监房
发生在押人员陆冬华、李连胜等七人殴打同监在押人员，造成徐颂华、朱茂发死亡的重大恶性事故。据此，上海市某区人民检察院指控被告人王某、陶某的行为构成玩忽职守罪，请求依法判处。
(二）被告人辩解及辩护人辩护意见
被告人王某、陶某对公诉机关指控的犯罪事实供认不讳。
两名被告人的辩护人均对公诉机关指控的两名被告人的犯罪事实及定性无异议，同时提出两名被告人均是过失犯罪，到案后认罪态度较好，要求对其从轻处罚，适用缓刑。
三、人民法院认定事实和证据
(一）认定犯罪事实
上海市某区人民法院经公开审理査明：
1999年8月21日，被告人王某、陶某作为上海市某区看守所民謇，对该所E1监区的在押人员承担监管职责。当天下午15时许，被告人王某、陶某违反值班民警工作职责和看守所值班巡视规定，在该所E1监区办公室内，与在押人员朱某某、王晓华等人打牌，直至17时许该所E112监房内的报警铃响起。被告人王某、陶某未按规定履行职责，疏于管理，不能及时发现并制止该所E112 监房在押人员陆冬华、李连胜等七人殴打同监在押人员，造成徐颂华、朱茂发死亡的事故。
(二）认定犯罪证据
上述事实有下列证据证明：
1.书证
上海市公安局某某分局出具的被告人王某、陶某原系该局民瞽的主体身份证明，上海市某区看守所出具的被告人王某、陶某的工作职责证明，证实被告人王某、陶某系从事看守所监管工作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
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就陆冬华、李连胜等七人故意殴打同监在押人员徐颂华、朱茂发并致两人死亡的犯罪行为作出的刑事判决书，上海市某区人民法院就死者徐颂华、朱茂发的家属提起的行政赔偿诉讼作出的行政賠偿判决书证实，被告人王某、陶某工
作时间玩忽职守的行为导致了两名在押人员被人殴打致死的重大恶性事故的发生，并进而导致上海市公安局某某分局为此向死者家属赔偿195480元的结果。
证人证言
证人樊某、巢某某的证言证实，1999年8月21日，被告人王某作为值班长全面负责看守所E1和n监区的监管工作，证实被告人陶某作为该日值班民警负责看守所E1监区的监管工作，以及该日下午监控室警铃响起时被告人王某不在监控室，事后被告人王某在该日的“值班巡视记录”上的记载的内容与实际情况不符的事实；
证人朱某某、王某某、张某的证言证实，1999年8月21 日下午在看守所E1监区办公室与被告人王某、陶某一起打牌，直至看守所E112监房内的报謦铃响起，从而证实被告人王某、陶某在1999年8月21日下午在工作时间玩忽职守，聚众打牌；
证人倪某某、周某某的证言证实，自己于1999年8月21 曰下午伙同他人殴打同监在押人员徐颂华、朱茂发的事实。
鉴定结论
上海市公安局出具的《尸体检验报告》证实，徐颂华、朱茂发的死因系被他人殴打致死。
四、判案理由
上海市某区人民法院认为，两名被告人作为公安看守民警这一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特定主体，客观上在工作中违反国务院的有关法规及公安部和所在看守所的有关规章制度，值班期间打扑克牌，疏于对监区进行巡视管理，两名被告人的行为与造成所在监区在押人员陆冬华、李连胜等七人殴打监区在押人员徐颂华、朱茂发致死的亊故发生存在刑法上的因果关系。主观上两名被告人对该结果的发生具有疏忽大意的过失。
五、定案结论
上海市某区人民法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397条第 1款、第25条第2款之规定，作出如下判决：
被告人王某犯玩忽职守罪，判处有期徒刑1年。
被告人陶某犯玩忽职守罪，判处有期徒刑1年。
六、法理解说
上海市某区人民法院的判决是正确的。
在司法实践中，对于玩忽职守案件的认定和处理，较难把握，尤其是如何判明被告人的客观行为和危害结果之间的刑法因果关系，更是难点。因果关系作为一种引起与被引起的关系，是联结客观行为和危害结果的纽带。从司法实践来看，司法机关一般是先考察一般因果关系，确定谁的行为造成了危害结果，再判定该行为是否符合犯罪构成，最后得出是否成立犯罪的结论；如果行为成立犯罪，作为一种结局，上述一般因果关系就成为犯罪因果关系。本案就是典型的一例。在本案中，在押人员徐颂华、朱茂发致死的直接原因是在押人员陆冬华、李连胜等七人段打所致，和两名被告人的行为没有直接的联系，但正是本案中的两名被告人在工作中违反有关规定，对监区不巡视管理，不能及时发现并制止该所E112监房在押人员陆冬华、李连胜等七人殴打同监在押人员，造成徐颂华、朱茂发死亡的事故。如果两名被告人能够按照规幸制度工作，对监房进行巡视和通过监视系统监视，即使发生陆冬华、李连胜等七人殴打同监在押人员徐颂华、朱茂发的事实，两名被告人也可以马上发现并制止殴打事故的发生，从而可以避免在押人员徐颂华、朱茂发死亡。因此本案中两名被告人的行为与造成所在监区在押人员陆冬华、李连胜等七人殴打监区在押人员徐颂华、朱茂发致死的事故发生存在刑法上的因果关系。
另外，本案中两名被告人的行为是一种典型的不作为行为。不作为，是指行为人在能够履行自己应尽义务的情况下不履行该义务。刑法理论将不作为犯罪分为两种类型：一是刑法明文规定只能由不作为构成的犯罪，此即纯正不作为犯或真正不作为犯。二是刑法条文没有明文将不作为表述为构成要件要素的情况，即通常预想由作为予以实现的构成要件，而由不作为来实现的犯罪，或者说行为人以不作为形式实施的通常为作为形式的犯罪，这是不纯正不作
为犯或不真正不作为犯。由于不作为以行为人负有实施特定积极行为的法律义务为前提，因此，义务来源的范畴直接决定了不作为的确定。一般来说，作为义务来源主要有以下几种：一是法律明文规定的义务；二是职务或业务要求的义务；三是法律行为引起的义务；四是先前行为引起的义务。从本案来看，被告人的不作为行为应当是属于纯正不作为，而且是职务或业务要求的义务，因此说，本案中两名被告人不作为的行为和徐颂华、朱茂发致死的事故是刑法上的一种间接的因果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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