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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案例看商业秘密的合法性

从案例看商业秘密的合法性

AKC信息服务（上海）有限公司与上海CY科技发展有限公司等

侵害商业秘密纠纷上诉案

案件要旨：商业秘密的构成除了相关信息须具有秘密性、实用性，以及权利人采取了保密措施外，还必须满足一个最基本的前提要件——合法性。也就是说，对于相关技术、经营信息是否构成商业秘密的判定，首先要确定的是信息本身是否的合法的问题。

编者注：本文摘自北京唐湘凌律师主编的《商业秘密保护实务精解与百案评析》（中国法制出版社出版）。唐湘凌律师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法学硕士，北京专业商业秘密律师，主要服务领域为公司法、知识产权等领域。在商业秘密领域，唐律师办理过大量涉及侵犯商业秘密的民事、刑事案件，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唐律师曾代理商业秘密案件在最高人民法院申请再审，并成功地使案件得到最高人民法院提审。欢迎与唐律师就企业设计商业秘密保密制度和相关商业秘密疑难案件事宜联系切磋。邮箱：18601900636@163.com，电话：18601900636。

一、案件来源

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2006）沪一中民五（知）初字第95号、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2006）沪高民三（知）终字第92号判决书。

二、基本案情

2003年2月，原告AKC信息服务有限公司（以下仍简称“AKC公司”）与被告上海CY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CY公司”）签订一份《相互保密协议书》，约定了保密方与被保密方的定义、生效日期、保密信息的定义与内容、免责条款、违约责任等内容。其中，第7条约定了保密信息的内容为AKC公司所提供的各类打印输出服务所需要的数据、报告及各类文件，AKC公司客户的名称及其客户各个活动的内容；第8条约定了保密信息的使用为收到保密信息的一方只能将保密信息用于以下用途：AKC公司以价目表的协定价格为其客户提供报价，CY公司为AKC公司的数据、报告及各类文件提供各类打印输出服务。2003年2月至2005年5月期间，被告CY公司为原告AKC公司提供打印服务。

2004年9月、11月，AKC公司分别与上海汇奥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北京凯柔中国有限公司签订《服务合同》，为两公司的顾客招募活动分别提供5000条与10000条数据，数据的选择范围为上海地区的时尚富有人群、社会精英。服务条款中约定数据只供一次性使用，AKC公司在所提供数据中插入少量种子数据。之后，AKC公司为履行与汇奥公司、凯柔公司的合同，分别委托CY公司打印5000条及10000条信封标签，每条数据包含了姓名、性别、城市、地址、邮政编码等内容，上述数据中包括了上海市斜土路85弄8号2402室的茹汇而先生等四个虚拟的信息（AKC公司以其浦西办事处住所地、员工居住地等四个地址，将公司数据库中随机抽取的文字重新组合成姓名作为收件人名的数项数据）。

2005年3月至2006年1月期间，上海市斜土路85弄8号2402室的茹汇而等四个不同地址的四个“虚拟人”收到以被告香罗奈公司、希望城公司、健康协会名义发出的广告函。CY公司称，上述广告函是被告CY公司接受案外人委托以香罗奈公司、希望城公司及健康协会名义发出的信函。AKC公司认为：四名被告自2005年6月起先后使用了其保密信息，向原告公司数据组中的对象邮寄产品广告和服务宣传资料等信函，四被告的行为严重侵犯了原告的商业秘密，故诉请判令四名被告向原告公开赔礼道歉，停止侵犯原告的商业秘密，并不得继续使用原告的数据信息。

三、法院审理

原审法院认为：原告AKC公司主张的2组共15000条数据是由其依据汇奥公司、凯柔公司顾客招募活动的要求选择的，广告寄送对象是上海地区时尚富有人群。该2组数据是AKC公司按照特定的分类方式从其数据库中数据重新组合形成的一个新的集合，具备独有性特点，公众不可能轻易地获取上述信息，因此具备秘密性；要获得该15000条数据客户需支付一定的对价，能为原告带来经济利益，因此具备实用性；原告与被告CY公司之间签订的保密协议中就保密信息的内容与范围作了明确及可执行的约定，因此，原告对该2组共15，000条数据已经采取了合理的保密措施。综上，AKC公司在本案中主张的2组共15，000条数据符合商业秘密的构成要件，属于由其所有的商业经营秘密。

AKC公司提供的证据可以证明其提供给汇奥公司、凯柔公司的虚拟信息被四被告不正当使用，由于被告不可能从公开渠道获取上述虚拟信息，因此，可认定被告使用了AKC公司所设立的四条数项数据。但是，AKC公司主张四被告使用了其2组共15，000条数据，但其仅提供了上述2个地址收到了以四被告名义寄送的广告函的证据，并未提供证据证明其他数据所指向的寄送广告函对象也收到了以四被告名义寄送的广告函。因此，AKC公司缺乏确凿证据证明CY公司擅自使用了其2组共15，000条数据。

此外，AKC公司为检测目的而提供的虚拟数项数据，如不能与其他真实数据共同使用，其本身并无商业价值，也不能独立地构成商业秘密。因此，在AKC公司只能证明CY公司使用了上述部分虚拟数据的情况下，无法认定被告CY公司侵犯了原告AKC公司的商业秘密。另外，由于另三名被告未直接寄送广告函，故该三被告亦未侵犯原告AKC公司的商业秘密。 

综上所述，法院判决AKC公司诉称四被告侵犯商业秘密证据不足，应予驳回。

判决后，AKC公司不服，向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其认为：涉案2个地址所对应的数条虚拟信息具有侵权的检测功能，原审判决认定CY公司使用了被插入虚拟信息的事实，却又同时认为不能由此推定CY公司使用了系争的数据的判决不当；CY公司使用了这几条虚拟信息与待证事实的概率是非常高的，完全达到了证明标准，且上诉人根本不可能对真实数据寄送对象收到的信函实现证据收集，因而原审判决对此节的举证责任分配不当；香罗奈公司亦认可其使用了被插入的几条虚拟信息，应当推定其使用了涉案的全部数据，原审判决不认定香罗奈公司的行为侵犯了上诉人的商业秘密是错误的。

　　被上诉人CY公司、香罗奈公司、希望城公司均认为原审判决正确，应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法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对于侵犯商业秘密案件来讲，权利人的商业秘密要获得法律的保护，前提条件之一就是其诉称的商业秘密具有合法性。所谓合法性，即当事人对该技术信息和经营信息的获取、使用等均不违反法律的规定以及不损害他人的合法权益。由于本案所涉的相关数据信息涉及到公民个人的有关信息，与其他技术信息和经营信息相比，具有较大的特殊性。如果不经过合法程序而对这些个人信息进行获取和使用将会造成对公民个人权利的损害。因此，上诉人若主张有关的数据信息系其商业秘密，应举证证明取得及使用这些有关数据信息具有合法的依据。否则，上诉人要求保护的商业秘密不能受到法律的保护。从本案相关证据来看，上诉人无法证明其通过合法性手段取得该有关数据信息，也无法反应其对该些信息的使用时经过有关公民许可的。因此，上诉人关于要求保护其有关数据信息商业秘密的诉请，缺乏足够的证据支持。

　　综上，二审法院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四、律师点评

在一审法院已认定原告AKC公司所拥有的数据信息构成商业秘密，仅对证据的不足性提出质疑后，二审法院却直接将原告所拥有的“商业秘密”进行了否定。该判决表明，商业秘密的构成要件除了秘密性、实用性，以及权利人采取了保密措施外，还必须满足一个最基本的前提要件——合法性。也就是说，对于相关技术、经营信息是否构成商业秘密的判定，首先要确定的是信息本身是否的合法的问题。

本案二审法院认为，所谓合法性，即当事人对该技术信息和经营信息的获取、使用等均不违反法律的规定以及不损害他人的合法权益。即首先，要确定这些信息的取得是否合法，是否是权利人通过正当、合法的途径获得的，无论是自行研制、开发，还是从他人处继承或购买。如本案中，由于所涉相关数据信息是涉及到公民个人的有关信息，不经合法程序获得可能会在将来的使用过程中会对公民权利造成极大的损害；其次要确定对于这些信息的使用是否合法，本案中，对于相关公民信息的使用，暴露了公民个人的私人信息，可能会导致日后收到大量的垃圾邮件，并引起其他不良后果。

在司法实践中对于合法性的规定，一般有两层意思：一是权利人须举证证明其所主张权利的“商业秘密”信息符合法律规定；二是被指控侵权的侵权方须举证证明其所占有、使用的相关信息有合法的来源。前者我们在上文已讨论过，在此就不在赘述了。对于后者来说，被控侵权人要证明其所掌握并使用的商业秘密具有合法性，必须对相关“商业秘密”信息的来源合法性的证据予以证明。通常情况下，商业秘密具有合法来源的证据包括能够证明具有赠与、继承、受遗赠、互易、自行研制及开发、反向工程开发等情形的文件、资料等。

另外，在举证证明所争议的商业秘密具有合法性时，案件当事人都须注意的是，该举证不需要将商业秘密中所有信息都予以曝光，只需阐明相关争议事实中的秘密点即可，避免过多暴露的商业秘密信息被居心不良的人士利用诉讼取得。

编者注：本文摘自北京唐湘凌律师主编的《商业秘密保护实务精解与百案评析》（中国法制出版社出版）。唐湘凌律师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法学硕士，北京专业商业秘密律师，主要服务领域为公司法、知识产权等领域。在商业秘密领域，唐律师办理过大量涉及侵犯商业秘密的民事、刑事案件，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唐律师曾代理商业秘密案件在最高人民法院申请再审，并成功地使案件得到最高人民法院提审。欢迎与唐律师就企业设计商业秘密保密制度和相关商业秘密疑难案件事宜联系切磋。邮箱：18601900636@163.com，电话：18601900636。

由于唐湘凌律师办理过大量商业秘密案件，在商业秘密领域比较有影响，并就商业秘密的法律保护多次接受《知识产权报》、《科技日报》等全国性报社采访。以下为唐湘凌律师关于商业秘密保护观点的报道：

《知识产权报》文章《涉及侵犯商业秘密罪的若干问题》：唐湘凌律师办理过多起涉及商业秘密的案件，对企业商业秘密保护的现状深有感触，“一些企业笼统的以为自己采取保密措施的信息的全部是商业秘密，实际上司法机关会因为该类信息不符合商业秘密的法定条件而驳回。”

《知识产权报》文章《涉及侵犯商业秘密罪的若干问题》：唐湘凌律师认为，鉴于地方基层涉及侵犯商业秘密的案件发案率不高，有时一个基层法院几年都遇不到一个侵犯商业秘密案，加之商业秘密犯罪案件往往涉及很多专业性极强的问题，基层法院缺乏办案经验，比如这次会上研讨涉及的刑事案例，是武汉一个基层法院受理的第一个侵犯商业秘密罪的案件，该案从公安立案侦查到检察院起诉至法院历经一年多的时间，现在法院审理又面临截然相反的两个鉴定结论在“打架”。把如此棘手的一个知识产权刑事案件交给从未有类似案件审判经验的基层法院审理实是勉为其难。建议参考目前有关驰名商标司法认定案件的管辖规定，将涉及侵犯商业秘密犯罪的刑事案件审理权上收至省会城市所在地的中级法院管辖。

《科技日报》文章《跳槽走人 技术秘密如何留下——企业要增强商业秘密保护意识，但不能以“侵犯商业秘密”为借口打击竞争对手》：唐湘凌律师说，“根据有关规定，刑事案件中的公、检、法机关均有委托鉴定的权力，民事案件的当事人也有自行委托鉴定的权利，在实践中，刑事或者民事案件的被告及其代理人往往也会委托鉴定，这样不可避免地会出现多头鉴定、重复鉴定的现象。”

《科技日报》文章《跳槽走人 技术秘密如何留下——企业要增强商业秘密保护意识，但不能以“侵犯商业秘密”为借口打击竞争对手》：关于企业在保护商业秘密方面应做的工作，唐湘凌认为，企业在保护商业秘密方面一定要做好预防性工作，例如划定商业秘密的范围；建立秘密资料的存档管理制度；涉密计算机不联网；对企业员工进行商业秘密法律知识培训；与员工签署的《保密协议》；与可能接触较高级别商业秘密的员工签订的《竞业禁止协议》，签署保密协议时，一定要根据其接触或可能接触的商业秘密进行严格划定、明确保密的具体内容。”

《科技日报》文章《不能以“侵犯知识产权”为借口打击竞争对手》：唐湘凌律师建议，鉴于涉及商业秘密的案件非常复杂，希望有关方面参考驰名商标司法认定案件的管辖规定，将涉及侵犯商业秘密犯罪的刑事案件审理权上收至省会城市所在地的中级法院管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