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2006年北京小贩崔英杰被判死刑一样，刺死城管的沈阳小贩夏俊峰，在最近激起了同样巨大的情感波澜。城管与小贩之间扣货掀摊的“猫鼠游戏”，已然升级成你死我亡的“搏命争斗”。

    无论是小贩还是城管，都是如你我一样的普通人，有着一样的情感情绪，也有着一样的行为逻辑。不能“妖魔化”小贩，也不能“妖魔化”城管。只有在这个共识之下，才能开始考察，究竟是什么让小贩和城管成为解不开的死结，屡屡酿成悲剧。

    一个共识是：城市管理不可能“分兵把口，各管一摊”，需要有综合执法队伍——城管。而一个矛盾是，到目前为止，我们还没有关于城市管理的独立法律法规，城管的各项执法权，原本应由相关的业务主管部门行使。可以说，这样的矛盾，正是来源于城市管理中存在着的制度断裂。

    从具体的行为来看，城管的暴力执法，或许是一个“霍布森选择”——17世纪的英国商人霍布森贩马时，只让顾客挑选最靠近门边的马，这是一种无选择余地的“选择”。执法时，“合法”的过程应当包括表明身份、告知权利、收集证据等。但“猫鼠游戏”使城管只能自创规则，最终往往走向暴力之路。

    而另一方面，小贩又如何？小商小贩可说是典型的弱势群体，下岗职工、进城务工人员等是这个群体的主体。对他们，“摆摊权”可能是“生存权”。但也要承认，他们面临“非法化”的问题：流动摊贩确实有很多负面效应，对于城市正常的生产生活秩序，甚至对于其他合法小商贩的利益，都存在一定程度的侵害。

    从社会管理的角度看来，解决问题的关键在于：第一，城管行为方式的改变；第二，小贩身份地位的改变。

    对于第一点，需要完善城管执法行为的控制机制。现在，城管的收入，很多还是跟罚款挂钩，这种“执法经济”，必将损害执法的态度与公正。说到底，罚款只是手段，维持城市秩序才是目的，首先要改变的是这种可疑的“绩效工资”。同时，也需要加强对城管执法的监督——深圳剥离城管部门的监督职责，建立城市管理监督指挥中心，值得借鉴。

    对于第二点，政策路径相对明朗。可以划定区域和时段，对小贩进行疏导，使其有序经营：山东济南城管制作“西瓜地图”，在全城划出四百多处临时经营点让瓜农卖瓜，无疑是一个有益的探索。或是借助社会组织的力量，引导小贩成立自治组织，实现自我治理和约束。另外，也可以探索城市管理的公众参与，利用社区组织、社会组织等，在“猫鼠游戏”中引入第三方力量。社会管理社会化，这或许也是未来社会管理的一个发展方向。

    当然，改变的过程中，也会产生新的问题。比如，疏导管理是否会增加小贩的经营成本，从而恶化其生存条件？而对城管行为的控制机制，如何调配所需的大量的财力和人力？这些，不仅是对夏俊峰、崔英杰的保护，也不仅仅是给城管队员的“正名”，更关系到整个社会的公平公正、和谐有序，需要相关的管理部门，以更多精力、更大智慧和更好耐心去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