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多年前一声枪响，广大群众和媒体心目中的郑州恶警张金柱终于被送上了断头台，然而围绕此案的争论在理论界与实务界却未停止过。一说是媒体杀死了张金柱，媒体又是怪罪于当时的司法状况。也正是其于此，交通肇事罪的量刑与定罪给人们留下了诸多思考。目前查处酒后驾驶如火如涂，全国上上下下喊打声一片，简单的交通肇事案件，审理却显得如此重视与慎重。
2009年7月23日，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对发生在去年底的孙伟铭无行驶证且醉酒驾车造成四死一重伤案进行了公开宣判。法院一审认定孙伟铭的行为已构成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且情节特别恶劣、后果特别严重，故依法判处其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2008年12月14日中午，成都某技术公司员工孙伟铭无证驾驶自己的别克轿车前往成都市一酒楼为其亲戚祝寿，席间大量饮酒。餐毕，孙伟铭驾车将其父母送至成都火车北站搭乘火车，后又驾车返回成龙路，往成都龙泉驿区方向行驶。下午17时左右，孙伟铭因与一辆比亚迪轿车发生追尾，迅速驾车逃逸。车行至成都卓锦城路段时，孙伟铭驾车越过黄色双实线，先后撞向对面正常行驶的四辆轿车，直到其驾驶的别克轿车不能动弹为止。据了解，该事故共造成四人死亡、一人重伤、公私财产损失共计五万余元的严重后果。公安人员接到群众报案后赶至现场抓获了孙伟铭。经鉴定，事发时孙伟铭血液中的乙醇浓度为135.8毫克每百毫升，而碰撞事故发生时别克轿车的时速为134至138公里。国家规定的醉酒标准是八十毫克每百毫升，孙伟铭超标69.75%；事发路段限速为六十公里每小时，孙伟铭超速120%以上。在其后的调查中，公安机关查明孙伟铭根本没有取得驾照。孙伟铭购车的时间是去年5月，此后他一直长期无证驾驶车辆，还存在多次交通违法记录，检察机关以孙伟铭涉嫌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将其诉至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 成都中院认为孙伟铭作为具有完全刑事责任能力的人，明知必须经过相关培训并通过国家有关机关考试取得驾驶执照后才能驾驶机动车辆，但却无视公共安全，长期无证驾车并多次违反交通法规，反映出其对交通安全法规以及他人生命、健康或财产安全的蔑视，属于明知自己的行为会发生危害社会的结果，并且希望或放任这种结果发生的心理态度。从事发当时的情况来看，孙伟铭明知越过道路中心黄色双实线会发生与对面车辆相撞乃至造成车上人员死伤的严重后果，仍放任危害结果的发生，其主观故意非常明显。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属危险犯。依照我国刑法规定，只要实施该行为即构成犯罪，致人重伤、死亡或者使公私财产遭受重大损失的，最高可判处死刑，成都中院综合考虑了孙伟铭所犯罪行极大的社会危害性、对被害人及其家属所造成的无法弥补的损失等因素依法判处孙伟铭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一审判决后，孙伟铭提出上诉。
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经审理查明，2008年5月28日，上诉人(原审被告人)孙伟铭购买了车牌号为川A43K66的别克牌轿车。在未取得合法驾驶的情况下，孙伟铭长期无证驾驶该车，并有词交通违法记录。2008年12月14日中午，孙伟铭与其父母在成都市成华区万年场“四方阁”酒楼为亲属祝寿，期间大量饮酒。16时许，孙伟铭驾驶川A43K66车送其父母到成都市火车北站搭乘火车，之后驾车折返至城东成东路向成都市龙泉驿区方向行驶。17时许，行至成龙路“蓝谷地”路口时，孙伟铭驾车从后面冲撞与其向行驶川A9T332比亚迪轿车车尾部。其后，孙伟铭继续驾车向前超速行驶，并在成龙路“卓锦乘”路段违章超越过道路中心黄色双实线，与对面车道正常行驶的川AVD241福特蒙迪欧轿车、川AMC337奇瑞QQ轿车发生碰撞擦刮，致川AUZ872长安奔奔牌轿车内张景全及尹国辉夫妇、金亚民及张成秀夫妇死亡，另一乘客代玉秀重伤，造成公私财产损失共计5万余元。交通警察接群众报案后赶至现场将孙伟铭抓获，经鉴定，孙伟铭驾驶的车辆碰撞前瞬间的行驶速度为134—138公里/小时；孙伟铭案发时血液中的乙醇含量为135.8/100毫升。
另查明，案发后上诉人(原审被告人)孙伟铭委托其父变卖名下财产筹款、其父亲亦全力筹款，倾力赔偿被害人的经济损失，获得了被害人及其亲属的谅解。
综合二审审理中上诉人孙伟铭提出的上诉理由、辩护人发表的辩护意见及出庭检察员提出的检查意见，对本案的焦点问题，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认为：
(一)关于辩护人提出的原判存在重大遗漏的问题。经审查，辩护人出示的视频资料及相关分析说明不能确认孙伟铭所驾车辆在案发前与白色微型车发生过擦刮，也没有白色车车主的报案及相关痕迹勘验，确认该情节的依据不足，不予认定。孙伟铭无证、醉酒、高速危险行驶、在不具备通行条件下强行通过时车辆失去控制引发车祸的直接原因，与其驾驶车辆是否与白色车发生擦刮没有因果关系。对辩护人出示的该组证据不予采信，对相应对辩护意见不予采纳。
(二)关于辩护人出示的孙伟铭所在工作单位及同事、朋友、其资助对象的证明和证言。经审查，该组证据证明了孙伟铭案发前的生活、工作状况，但与本案事实及定罪量刑无关，不能作为本案的定罪证据。
(三)关于辩护人提出的原判认定孙伟铭所驾车辆与比亚迪汽车追尾的证据间存在矛盾和瑕疵问题。经审查，证人刘小红(比亚迪汽车驾驶员)的几次证言间确实存在细节上的差异，但不能据此否定其证明的被追尾撞击的基本事实，且该项事实的认定证据还有现场勘查笔录、相关痕迹检验及刑事科学技术鉴定结论等证据证实，在比亚迪汽车被撞部位也查见孙伟铭所驾别克车号牌痕迹，足以认定。
(四)关于孙伟铭行为的定罪。检方主张构成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辩方主张构成交通肇事罪。经审查，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和交通肇事罪均属于危害公共安全罪，二者的区别在于行为人对危害公共安全的后果所持的主观心态不同。前者为故意犯罪，行为人对危害后果持积极追求或放任的心态；后者为过失犯罪，行为人应当预见自己的行为可能造成危害后果，因疏忽大意没有预见，或者已经预见而轻信能够避免，以致发生危害后果。从本案事实及证据证明的情况看，上诉人孙伟铭购置汽车后，未经正规驾驶培训长期无证驾驶车辆，并多次违章。众所周知，汽车作为现代交通运输工具，其使社会受益的同时，由于其高速行驶的特性又易给社会造成危害，因此，国家历来对车辆上路行驶有严格的管理规定。孙伟铭作为受过一定教育、具有安全刑事责任能力的人，明知国家的规定，仍漠视社会公众和重大财产安全，藐视法律、法规，长期持续违章驾车行驶于车辆、人群密集的公共道路，威胁公众安全。尤其是在本次醉酒驾车发生追尾交通事故后，孙伟铭不计后果，放任严重后果的发生，以超过限速二倍以上的速度驾车在车辆、人流密集的道路上穿行逃逸，以致又违章跨越道路黄色双实线，冲撞多辆车辆，造成四死一伤、公私财产损失数万元的严重后果。事实表明，孙伟铭对其本次行为可能造成严重危害公共安全的后果完全能够预见，其虽不是积极追求这种结果发生，但其完全放任这种结果的发生，其间无任何避免的措施，其行为完全符合刑法关于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的构成规定，应以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定罪。辩护人所提孙伟铭在犯罪主观上属于过于自信过失的意见，不能成立。
(五)关于对孙伟铭的量刑。上诉人孙伟铭无证、醉酒、超限速驾驶机动车在道路上进行危险驾驶，致四人死亡、一人重伤，并造成直接经济损失五万余元，犯罪情节恶劣，后果严重，应依法严惩。但孙伟铭系间接故意犯罪，不希望、也不积极追求危害后果的发生，与驾车撞击车辆、行人并造成重大伤亡后果的直接犯罪有所不同，主观恶性不是很深，人身危险性不是很大；其犯罪时处于严重醉酒状态，对自己行为的认识和控制能力有所减弱；归案后，其真诚悔罪，并通过亲属因此出具了谅解书，依法可从轻处罚。基于以上因素综合衡量，孙伟铭尚不属罪行极其严重必须施予极刑的罪犯。
综上，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认为，对上诉人(原审被告人)孙伟铭应以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定罪处罚。孙伟铭所提不是故意犯罪的辩解及其辩护人所提孙伟铭的行为应构成交通肇事罪的辩护意见，与查明的事实及相关法律规定不符，不予采纳。辩护人提出的原判存在重大事实遗漏的辩护意见，因证据不足且所提情节与本案事实及定性没有关联，不予采纳。孙伟铭及其辩护人所提的有真诚悔罪表现、原判量刑过重的意见成立，予以采纳。原判认定事实和定罪正确，审判程序合法，但量刑不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一百八十九条第(二)项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一百一十五条第一款、第五十七条第一款之规定，作出如上判决。
关于交通肇事罪和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交通肇事罪，是指违反交通管理法规，因而发生重大事故，致人重伤、死亡或者使公私财产遭受重大损失的行为。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是指故意以放火、决水、爆炸、投放危险物质以外的并与之相当的危险方法，足以危害公共安全的行为。交通肇事罪与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都是危害公共安全的犯罪，都可能发生致人重伤、死亡或者使公私财产遭受重大损失的严重后果，两罪的主要区别在于：一是主观方面不同。交通肇事罪在主观方面表现为过失；而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在主观上表现为故意。二是客观方面要求不同。交通肇事罪在客观方面要求行为人违反交通管理法规，且必须造成严重后果；而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不以严重后果发生为要件。三是刑罚不同。犯交通肇事罪，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交通运输肇事后逃逸或者有其他特别恶劣情节的，处3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因逃逸致人死亡的，处7年以上有期徒刑；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尚未造成严重后果的，处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致人重伤、死亡或者使公私财产遭受重大损失的，则要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者死刑。从以上分析可见，交通肇事罪和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的本质区别在于，实施犯罪行为时，行为人的主观心理状态是故意还是过失。
如何区分间接故意和过失犯罪。
我国《刑法》第十四条第一款规定：“明知自己的行为会发生危害社会的结果，并且希望或放任这种结果的发生，而构成犯罪的，是故意犯罪。”由此可以看到：间接故意的认识因素和意志因素的构成标准分别为“明知”和“放任”。基于这个标准并结合刑法的基本原理，可以得出间接故意的基本概念。所谓间接故意是指明知自己的行为可能会发生危害社会的结果，而放任这种结果发生的心理态度。我国《刑法》第十五条规定：“明知自己的行为可能发生危害社会的结果，因为疏忽大意而没有预见，或者已经预见而轻信能够避免，以致发生这种结果的，是过失犯罪。”据此，过于自信的过失对于认识和意志的构成标准分别为“明知结果可能发生”和“轻信能够避免，以致结果发生”。依此，过于自信的过失的概念为：已经预见到自己的行为可能会发生危害社会的结果，但轻信能够避免，以致发生这种结果的心理态度。我国《刑法》对于故意犯罪和过失犯罪法定刑截然不同之规定，使得区分故意过失具有了很大的现实意义。同时，如何正确区分间接故意和过于自信过失是“刑法中最困难和最有争议的问题之一”。通过概念中认识因素和意志因素的比照，可以看到间接故意和过于自信过失的相似之处具体表现为：第一，在认识方面，两者都认识到了自己行为发生危害社会结果的可能性；第二，在意志因素方面，两者都不希望危害结果的发生。尽管有以上的相似之处，间接故意和过于自信过失也存在着本质的区别：间接故意所反映的是对结果的积极蔑视的态度，过于自信的过失所反映的是对结果消极不保护的态度。这种本质的差别，又是通过各自的认识因素和意志因素表现出来的。
从医学角度对饮酒进行研究，这样对饮酒过量引起人体变化有了更科学的认识。医学实验表明，人体过量饮酒后，在第一阶段，酒精溶入血液，引起神经功能的兴奋作用，大脑与小脑由于酒精的刺激明显处于紧张状态；表现在行动上，意识思维清楚，行动敏捷能够控制。第二阶段，由于脑神经的过度兴奋，转而首先是小脑进入抑制状态，但由于大脑仍处于兴奋，表现为思维清楚，记忆力减退，手脚有轻飘的感觉，动作不完全服从大脑控制。第三阶段，大脑与小脑均处于抑制状态，表现为睡觉或昏迷，严重者可能死亡。医学实验印证了为什么犯罪嫌疑人刚喝完酒后在车多人多的路上行驶没有出事，在很短的路上反而连续出事而且不停车的反常行为。在交通肇事案认定的事实中，出事前肇事者都有躲避的动作，主观上并没有放任危害后果的发生，但此时他们在酒精的作用下，反应迟钝，手脚已经不听使唤，出现了错误判断，导致行为失控。应当说，发生交通事故的原因是酒后小脑的抑制所至，这与把驾车作为故意撞人的犯罪工具造成的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的犯罪有着根本的区别。前者把汽车作为到达目的地的交通工具，由于酒精的作用才造成严重后果，其行为只是交通肇事或其他过失犯罪；后者则把汽车作为达到犯罪目的的犯罪手段和犯罪工具，其行为则构成故意犯罪。根据肇事者的行为特征证明肇事者是否对造成的严重危害具有主观放任心态，对定罪量刑起着决定作用。过失犯罪，其情节再恶劣，最高只能判处15年有期徒刑；而故意犯罪则可能被判处死刑。但由于这些因素只存在于犯罪嫌疑人的主观方面，界限容易模糊，如何做出判断，需要在具体案件中具体分析。我们认为，在司法实践中，无论是(过于自信的)过失还是(间接)故意，都需要有充分确实的事实支持，不能根据发生的后果想当然地做出结论。如果根据事实难以分辨肇事者的主观方面是(间接)故意还是(过于自信)过失，应依据“疑罪从无，疑罪从轻”的司法原则，对肇事者的主观方面按照(过于自信)过失来处理。
最高人民法院于9月8日发文，明确提出两起醉驾案被告人被判无期妥当，似乎一锤定音有了明确说法。然而我觉得争议并不会随之而去，原判决不免有点欲加之罪何患无词之嫌。因为交通肇事罪中肇事者对违反交通法规是明知的，违反交通法规的明知并不能说明肇事者有危害公共安全的故意。醉驾要禁，真不如提高交通肇事罪的法定刑来的理所当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