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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法德解读欧洲均势与现实政治:读基辛格<大外交>

欧洲均势体系出现于十七世纪，最早提出相关理论的是法国，主导人物是黎赛留。“均势可将自私自立的竞争导向最终的和谐;安全考虑超越法律原则;换言之，即国家为达到目的采取任何手段都属正当。”而现实政治，即根据对国家实力及国家利益的计算而制定的外交政策，促进了德国的统一。设计欧洲新秩序的拿破仑三世与俾斯麦，均以现实政治为政策基础，即国际关系均由实力决定，强者掌控全局。

欧洲国家生存的空间太小，因此结盟共同对抗可能发生的变局。欧式外交旨在使变动不已的各国势力保持均势，就为了这个目标必须在道德上采取中立，并根据权利的微妙变化不断进行调整。 几国互动的结果，最后必然会形成近乎均势的局面。均势可压制破坏国际秩序的“实力”，一国的实力如何太难评估，各国愿支持此种评估的程度各异，因此它不足以作为建立国际秩序的可靠依据。有基于相同理念达成的协议为后盾，均势才能发挥最大效用。“有实力而无合理的安排会引起测试实力的战争，有合理安排而无实力为后盾，则只虚有其表。”最初均势几乎完全是偶然的结果，欧洲花费百年的时间，才得以建立明确以均势为基础的国际秩序。强者势必想要主宰大局，弱者则会团结起来，以壮大本身的声势，以对抗侵略者。如果弱者的同盟足以制衡侵略者，均势便会出现;反之，则必有一国会取得霸权。由于这两种结果都不是绝对的，因此经常需要诉诸战争来加以解决。在一开始，法国或德国称霸的可能性与建立均势的可能性不相上下。

法国崛起看欧洲均势

黎赛留是现代国家制度之父，他提倡国家至上观念，并为了法国的利益义无反顾的付诸实践。遵循这个政策，法国成为欧洲最强的国家，大大拓展了其版图。 黎赛留留给后世的是一个占绝对优势的强大法国，分崩离析的弱国德国，及积弱不振的邻国西班牙。均势的宗旨为对国际事务有所安排，期使无任何一国得以居绝对优势，凌驾于他国之上。然而，“各国国君均认为，加强自身实力便是对整体和平最大的贡献，并把本身的作为归因于受一股无所不在的无形力量所驱使，其野心便没有任何限制。”因此，路易十四当然不会安于黎赛留所造成的安全形势，几乎必然的起了征服的野心。他无节制地追求国家利益，要扩张领土，要成为德国纷争的仲裁者，借以主宰中欧。这明显打破了欧洲的均势体系，而是以现实政治为基础来决定外交事务，以实力论英雄，想要凭借实力来推行霸权主义。这令其他欧洲国家提高警觉，结合组成反法联盟，最后粉碎了他的企图。法国乃欧洲当时最强大的国家，但无法独霸，这正是说明均势如何发挥效用的最佳实力。

黎赛留在其著作《政治证言》中说：“就国事而言，有权力者便有权利，弱者仅能尽力顺应强者的意见。”他曾说：“人可不朽，救赎可待来日。国家不得永生，救赎唯有现下，否则万劫不复。”他认为，“不论在什么世界里，国家行王道并无荣耀可言，唯有实力强大足以采取必要的措施，才值得称道。“黎赛留在此指出了实力的必要性。弱国无外交，实力与利益紧密相连，行王道的目的是维护国家利益，而实力是行王道的保证。黎赛留的观点与罗斯福的看法有一致之处。罗斯福认为，若美国的利益与他国相抵触，她有义务凭借本身的实力取得优势。由此可以看出，现实政治是国家追求自身利益的必然要求，实力是决定外交政策的基础。

均势是在各国实力相当时形成的妥协局面。一国总是渴望能成为周邦国家间最强大的，最好能独霸，以此来保证国家的安全和利益最大化。然而，霸权地位并不容易取得，当不能强大到唯我独尊时，一国祈求的便是他国与自己势均力敌或稍逊风骚，以此来保证自己的安全。或者一个地区的某个国家实力远超其他国家，对其他国家构成威胁，但又不足以形成霸权，此时，弱小国家最好的方式便是结成同盟，共同对抗那一强大的国家。因此，均势是现实政治的结果。各王朝为加强本国的安全，无不致力于领土的扩张。在这各方一味只求壮大自己的争夺战中，却渐渐出现一种平衡。这并非各国自我节制的结果，而是因为并没有任何一国强大到足以让其他各国屈服、从而建立帝国的地步，即使法国也办不到。每当有某一国可能占上风时，其邻国便会联合起来，不是为了实践某种国际关系理论，而是纯为防范最强国家的野心，保护自身利益。

欧洲式外交是假设国家利益原本就易于起摩擦，因此把外交视做调和各国利益的手段。不论欧洲的内政体制或国际秩序，都从不曾根据假设人性本善的政治理论而来，反而都是以利用人性自私自利谋求大我的利益为出发点。“欧洲外交的前提不是各国爱好和平而是各国有好战的本质，因此必须加以抑制或制衡。“国与国结盟是为追求明确的特定目标，不是为了维护抽象的和平。然而，均势总是会受到现实政治的挑战，以一战后遭遇最不幸的法为掌握自身命运国为例。法国，这个两百年来为掌握自身命运在中欧打过无数战争的国家，随着德国的崛起，已退缩到 以一步步让步来换取时间，能争取到多少安全就多少安全的地步， 同事则祈求德国会有满足的一天 ，或是解围之人或事能够出现，好化危机于无形。

德国统一看现实政治

俾斯麦推动了德国的统一，但他不是以民主宪政，而是依恃普鲁士的强大优势来推动统一。在俾斯麦的现实政治原则下，外交政策成为一种实力的角逐。“在俾斯麦的心中，现实政治必须不受制于意识形态，须有弹性及能够善用每一个可能的选择的机会。“现实政治要求在战术上保持弹性，一国的谈判态势取决于它自认手上有那些牌可打，断绝任一种可能性反而便宜敌方更易于算计我方的行动，压缩了奉行现实政治者的行动自由。俾斯麦跟黎赛留所见略同，都认为人因灵魂不朽，所以必须受上帝审判，但国家并非不朽，因此仅能以功过论英雄。因此，俾斯麦是根据普鲁士的实力，来主张普国在德国的领导地位。他敦促普国的外交政策不要感情用事，也不要死守正统，要根据对实力的正确评估。因此，加强国家的影响力成为即使不是唯一的也是一国最主要的目标，其唯一的限制则来自所有能集结在一起的反对该国的力量。

由于俾斯麦了不起的建树，使得它所缔造的德国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的失败、两度遭外国占领及国家分裂打两个世纪之久，却仍巍然屹立。但德国的统一却使现实政治自食其果，造成与原意全然相反的结果。因为除非国际体系中主要的各国能依据变动不一的情势自由调整其相互关系，或受到共同的价值观所约束，否则难免发生武器竞赛与战争。德国统一后成为欧陆最强大的国家，而且国势与日俱增。依照现实政治所有的传统，欧洲各国应会结成同盟，围堵德国日益壮大且有可能称霸的力量。由于德国威与欧陆心脏地带，它随时面临着被敌对的同盟所包围的梦魇。但德国若想保护自己，不让东西两方面的邻国同时结成敌对的联盟，那就势必要各个击破，但这反而会促使感受到压力的各国团结在一起，这就体现了均势与现实政治的矛盾。铁血宰相无法将其政策制度化，使德国被迫落入左支右绌的外交困境中，到最后唯有靠武器竞赛，继而发动战争来获得解脱。

俾斯麦领导德国的二十年间，他以超乎寻常的谨慎小心，执行自己曾大力鼓吹的现实政治，至少欧洲的权利均衡始终不曾被打破。俾斯麦在欧洲均势与现实政治的夹缝中为德国求得生存。他的目标是，除无法和好的法国外，不让任何其他大国有任何借口形成直接反德的联盟。现实政治已成为当时的主流，第二个三皇同盟完全以现实政治为基本条件。但为了德国的安全，需要考虑到均势的必要。“俾斯麦借着部分相互抵消的若干同盟维持了均势，使他几乎可享有跟先前观望外交阶段同样的行动自由。“现实政治需要与均势政策结合使用，只有现实政治，则有可能使地方性危机演成全面大战。因为决定稳定与否的是结构而非动机，国与国之间，是策略与实力的斗争。而一旦外交失去弹性，改变均势唯一的方法便是增加军备或作战求胜。两次世界大战便是现实政治超越均势造成的。

现实政治与均势的冲突与思考

到一八九零年，均势观念已发展到极限。起先，自中世纪从大一统理想的灰烬中产生的众多国家，使均势首次因运而生。讫十八世纪，因其强调国家利益至上，不可避免的导致战事不断，以防一国独霸的局面及欧洲再出现帝国。“均势维护了各国自由的独立，却无法维持欧洲的和平“。均势政策在拿破仑战争之后四十年达到巅峰。欧洲诸国的合并使国际舞台的参与者数目变少，也削弱了运用外交联合取代本身了力量部署的能力，而维护法统的共识崩溃更使道德自制力受到侵蚀。十九世纪的时候，世界上有两种均势体系模式：一种是不列颠模式，一种是俾斯麦模式。不列颠模式是等均势局面遭到威胁的时候才行动，主事者几乎都居于弱势。而俾斯麦模式则是尽可能多方面建立亲密的国际关系，建立重叠的联盟体系，并运用有效的影响力以缓和交锋各方的诉求，以前述手段防范反对均势的挑战。

“欧洲国家把均势扭转为武器竞赛，却未能意识到现代武器与大规模征兵，已时爆发全面战争成为国家安全及整个欧洲文明最大的威胁“162页。法俄单独以德国为目标的“致命同盟“可视为欧洲迈向战争的分水岭，它象征着均势的运作已经迈向终点。最适宜均势运作的环境至少要合乎以下一项条件：一是各国都必须觉得自身享有可视当时情况与任何国家结盟的自由。其次是结盟关系固定但有另一国扮演平衡者角色，以确保不会有任一边独占上风。第三是各同盟的组合已牢不可破，也没有平衡的第三者，但各同盟的凝聚力分散，对个别问题往往能够达成妥协或改变同盟对象。但一战前的国际关系变成一项游戏，任一方之得比被视为另一方之失，军备竞赛及紧张是升级势不可免。三国协约形成后均势已无用武之地，纯就实力一比高下变成了常规，外交也不再是妥协的艺术，因某种危机而致情势失控则是迟早的问题。而在二战之前，德国的实力日益壮大，从均势原则的角度可以看得很清楚，又强又大的德国在东边只有又弱又小的国家与它接壤，将是个可怕的威胁。依据现实政治的理论，不论希特勒的动机为何，德国与其邻国的关系是取决于彼此相对的实力。德国军力迅速扩张，除非能加以制止，否则均势势必打破。德奥统一既符合民族自决原则，又能瓦解均势，而欧洲的政治家们越来越不原意为均势而动武 。一战后的二十年来，均势不是受到排斥，就是受到污蔑，现实政治的外交政策使二次大战的到来成为必然。

现实主义理论伦认为，国际行为是由某些基本上无法改变的因素决定的，首先是人类行为的本质，其次则包括地理等因素。他们断言，人性恶，深负罪孽而贪婪，没有天生的善良，也不可能变得完美无缺，有很多因素制约了用政治制度改良和教育来根本改造人性的可能性。人类能做到的，只是通过一定的制度安排把人类的冲突倾向和机会减少到最低限度。在国际政治层面，这就是符合势力均衡原则的制度安排。而现实中，各国均以自己的国家利益和实力来进行外交活动，对均势造成挑战。

一个国家，有实力了自然就想要与之相应的特权，有特权了还想要更多的特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