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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定刑事辩护资深大律师 - 是法人犯罪？还是自然人犯罪

保定刑事辩护资深大律师：连会有律师，男，法学硕士研究生毕业，大学法学教师，现为河北省级优秀律师事务所、河北省级文明律师事务所—河北盛誉律师事务所律师（保定市火车站对面燕赵大酒店北门二层连会有律师办公室），同时具有律师资格证和企业法律顾问资格证。连律师既在大学从事法学教学研究又在律师事务所从事律师业务，在国家法学学术核心期刊公开发表论著二十余部篇，在法学理论与实践两方面都有较一般律师不可比拟的优势，这为当事人提供优质服务创造了更好更扎实的条件。现为多家单位的法律顾问。连律师擅长为犯罪嫌疑人或被害人提供法律咨询、代理诉讼、控告、查阅、摘抄、复制本案的诉讼文书、技术性鉴定材料、收集、调取证据、取保候审、质证、辩论等业务。座右铭为：诚心做人，用心做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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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情」

　　被告人付大枝，男，1951年8月6日出生于福建省漳平市，汉族，初中文化，农民，系漳平市拱桥镇上界村村民。

　　被告人黄锦生，男，1962年3月13日出生于福建省漳平市，汉族，初中文化，农民，系漳平市拱桥镇上界村村民。

　　2001年9月份，被告人付大枝、黄锦生与许福如、黄友发（四人均为上界村村民小组长）

　　共同商议砍伐一些杉木出售，作为修拱桥镇上界村农用车道资金，经上界村同意后，在未办理采伐许可证的情况下，被告人付大枝、黄锦生雇人上山砍伐杉木325株，立木材积23. 5643立方米。在准备出售给陈寿明时，被附城森林派出所当场抓获。案发后，俩被告人认罪态度较好，有悔罪表现，并主动要赔偿国家经济损失。

　　「审判」

　　福建省漳平市人民检察院以被告人付大枝、黄锦生构成滥伐林木罪向漳平市法院提起公诉。

　　漳平市法院经过公开审理认为：被告人付大枝、黄锦生在未经林业行政主管部门核发林木采伐许可证的情况下，任意雇工采伐其所在村所有的23.6543立方米，数量较大，其行为已构成滥伐林木罪，依法处罚。公诉机关指控罪名成立，应予支持。案发后，俩被告人认罪态度较好，有悔罪表现，可酌情从轻处罚。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四十五条第二款、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第七十二条、第五十二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被告人付大枝犯滥伐林木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缓刑一年，并处罚金五千元。

　　被告人黄锦生犯滥伐林木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缓刑一年，并处罚金五千元。

　　宣判后，俩被告人均服判，没有提出上诉，并交纳罚金。

　　「评析」

　　本案在审理过程中，对俩被告人的行为应定何罪，该案是否是单位犯罪，有下例两种意见：

　　一种意见认为：被告人付大枝和黄锦生不构成滥伐林木罪，犯该罪的是该村村委会，俩被告人的行为是构成单位犯罪行为。理由为依据刑法“罪刑相适应的原则”是追究该村民委员会的刑事责任。一般认为单位犯罪是以单位名义，在单位意志支配下，为单位利益而实施的依法应受刑罚处罚的行为。其特征表现为：⑴单位犯罪以单位名义，为单位利益实施的犯罪行为；⑵在单位意志支配下实施的犯罪行为；⑶单位犯罪也须是依照法律应受刑罚处罚的行为。从本案上看，被告人付大枝、黄锦生均是在村委会同意下才上山滥伐林木，所得是用于公益事业，其特征完全符合单位犯罪的的特征，所以被告人付大枝、黄锦生不构成犯罪，他们仅是在履行村里的职责，构成犯罪是村民委员会。

　　另一种意见认为：本案要适用单位犯罪，首先应该解决两个问题。第一，村委会虽然表示同意俩被告提出用砍伐一些杉木用以修村里的农用道路，但作为村里并没有明确授意在未办理砍伐许可证情况下就上山砍伐。当然村里也许有这个意志，但目前这方面无法取得宣传证据，村里不说没有，也不说有。第二，《刑法》总则第三十条规定，单位犯罪主体列举为“公司、企业、事业单位、机关、团体”的规定范围。因此，该村民委员会排除在单位犯罪的范围之外。有些人认为这是立法上的疏漏，因为在《刑法》第二百七十一条第一款、第二百七十二条第一款均表述为“公司、企业或其它单位……”，虽然两法分中的“

　　其它单位“包括了村委会。然而在后来（即1999年7月3日）最高人民法院颁行的《关于审理单位犯罪案件具体适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中对此也没有明确规定，由此根据”罪刑法定原则“来判定村委会犯罪缺乏依据；第三，俩被告人雇人滥伐林木23.5643立方米，危害性显然存在，而且在对他的定罪量刑的证据是充分的，综上所述，俩被告人是构成滥伐林木罪。

　　漳平市法院在审判时采用了上述第二种意见是正确的，量刑也是适当，只是村民委员会能否成为单位犯罪主体，建议即时进行立法或解释。将村民委员会作为单位犯罪主体是必要的，理由如下： ↑

　　1、我国《刑法》没有采用法人犯罪的概念，刑法中规定“单位”外延远大于法人。根据《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的规定，村民委员会是村民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的基层性群众性组织。村民委员会符合民法中“法人”的条件，也符合单位犯罪的条件和特征。

　　2、不将村民委员会例为单位犯罪主体，违反“罪刑相适应”原则。

　　我国刑法第五条规定：“刑罚的轻重适当与犯罪分子行犯罪行和承担的刑事责任相适应。

　　“罪刑相适应原明，单位刑事责任的确定，就意味着个人责任的减轻，比较而言，单位构成犯罪的数额、标准一般要比自然人构成犯罪的数额、标准要高，以《刑法》第一百五十三条规定的走私上普遍物品罪为例，自然人犯此罪最高刑死刑，而单位最高只能是十五年。如果上述案件由村委会负责人承担滥伐林木罪与自然人来承担则轻得多，相反如由自然人来承担单位犯罪，则就显得更为不公平。

　　3、将村民委员会排除在单位犯罪之外将会导致逻辑上错误。

　　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农村村民集体经济的不断发展和壮大，村办、村集体所有、村下属的公司、企业也不断增加，依据最高人民法院颁行《关于审理单位犯罪案件具体适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精神，依法设立的合资经营、合作经营企业和具有法人资格的独资、私营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都可以成为单位犯罪的 .而作为“单位”的上级村委会按《刑法》总则第三十条规定却不是“单位”，显然从逻辑上说不通。

转自：中律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