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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述我国律师刑事辩护的现状

　　简述我国律师刑事辩护的现状

　　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十次会议修订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并将于2008年6月1日起施行。此次律师法的修订，有效地解决了刑事诉讼中律师执业存 在的会见难、阅卷难、取证难问题，在刑事诉讼格局的设计上体现了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这些刑事诉讼弱者的保护。这种制度的设定使司法机关和犯罪嫌疑人、被 告人之间不平等的天平向弱者倾斜。这种法制的完善使司法机关行使国家公权力得到有效的监督和制约，使被追究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利益和权利得到维护和张 扬，有利于律师以其合法的职能来维护刑事诉讼弱者的合法权益。随着全国人大常委会对刑事诉讼法的修改，刑事诉讼法律的协调统一，届时，刑事诉讼格局将会发 生一系列新变化。

　　1、侦查阶段取得了会见犯罪嫌疑人的主动权。

　　刑事诉讼法第九十六条规定，犯罪嫌疑人在被侦查机关第一次讯问后或者采取强制措施之日起，可以聘请律师为其提供法律咨询，代理申诉、控告。受委托的律 师可以会见在押的犯罪嫌疑人，律师会见在押的犯罪嫌疑人应当经侦查机关批准。依据刑事诉讼的现有规定，可见律师在侦查阶段虽然可以会见在押的犯罪嫌疑人， 但要受制于侦查机关的批准。侦查机关是否批准，何时批准，批准会见的时间，会见的次数，会见的内容，均取决于侦查机关。律师完全处于被动局面。由于侦查工 作具有时限性，封闭性，保密性等特点，侦查机关一般情况下，并不希望律师及早接触犯罪嫌疑人，安排律师会见，往往在案件突破之后。因此，在相当范围的地 区，律师提出会见犯罪嫌疑人的要求能够得到及时批准的属个别，不能及时批准会见的为普遍;律师会见犯罪嫌疑人不受时间限制的属个别，限制时间的为普遍;同 意律师在侦查阶段会见两次以上属个别，只允许律师会见一次的为普遍。由于律师不能完全自主地会见犯罪嫌疑人，律师在侦查阶段的工作往往成为摆设，不能充分 发挥维护犯罪嫌疑人合法权益的作用。侦查阶段的会见难是律师界的普遍呐喊，也是一些律师在案件的侦查阶段不愿意承接当事人委托的主要因素。针对这一状态， 修订后的律师法第三十三条规定：“犯罪嫌疑人被侦查机关第一次讯问或者采取强制措施之日，受委托的律师凭律师执业证书，律师事务所证明和委托书或者法律援 助公函，有权会见犯罪嫌疑人。”这一规定赋予了律师在侦查阶段会见犯罪嫌疑人的主动权。律师在犯罪嫌疑人被侦查机关采取强制措施之日，即可会见，不需侦查 机关批准，不受会见时间、次数的限制。律师在侦查阶段履行职责受制于侦查机关的局面将会得到根本扭转。

　　2、在侦查阶段取得了与犯罪嫌疑人交流的自由权。

　　如果说律师取得会见犯罪嫌疑人的主动权是一种形式状态，那么律师取得与犯罪嫌疑人交流的自由权则是实质状态。二者是形式和内容的关系，形式要为内容服 务。目前，律师尽管能够得到允许会见犯罪嫌疑人的机会，但完全达不到与犯罪嫌疑人自由交谈的程度。其原因一是法律上的限制。刑事诉讼法第九十六条规定，律 师会见在押犯罪嫌疑人，侦查机关根据案件实际情况和需要可以派员在场，而实际上侦查机关几乎都派员在场。在此情况下，律师和犯罪嫌疑人双方涉及罪与非罪， 罪轻与罪重，证据的调取等案情的探讨;对是否受到体罚虐待、逼供、诱供等侦查人员违法行为的申诉控告，都会由于侦查人员在场而使犯罪嫌疑人和律师之间的会 见交谈势必有所保留，且无可奈何。二是侦查机关的约束。虽然刑事诉讼法规定律师有权向侦查机关了解犯罪嫌疑人涉嫌的罪名，向犯罪嫌疑人了解有关案件情况， 但实践中，律师了解犯罪嫌疑人涉嫌的罪名容易，但向犯罪嫌疑人了解有关案件情况则受限制。有些案件，侦查机关需要审查律师的会见提纲，明确告之和犯罪嫌疑 人禁谈案情。这就使律师求之不易的会见权受到实质的限制和剥夺。修订后的律师法对此明确，受委托的律师有权会见犯罪嫌疑人并了解有关案情情况，律师会见犯 罪嫌疑人不被监听。这就从根本上摆脱了侦查人员在场监听的局面，也不允许其他形式的监听。由此，律师可以在法律和职业纪律允许的范围内，与犯罪嫌疑人进行 自由交谈，以期更全面地了解案情，取得对犯罪嫌疑人有效的法律帮助和对其利益的最大维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