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敲诈勒索罪，二审改判

北京市D区人民检察院以被告人以被告人李大军、刘京春、周全、雷万三、韩四平犯敲诈勒索罪向D区人民法院提起公诉。

D区人民法院经公开审理查明：2010年2月3日下午，被害人李立山、李立辉驾驶小货车到某厂房在建工地，捡拾工地内的“竹跳板”。当日18时许，该批“竹跳板”的所有人、被告人李大军得知此事后，召集被告人刘京春、周全、雷万三、韩四平等工人先后赶到该工地。简美万称进入工地捡拾“竹跳板”系经过工地施工员的许可，但却无法说出该施工员的姓名及联系方式。李大军等人遂打电话联系该工地现场施工负责人刘史标核实此事，刘史标称其确有同意他人去捡拾散落在地的废竹板，李大军则认为简美万等人捡走的是仍可使用的“竹跳板”，要求刘史标过去处理，被刘史标回绝。李大军等人遂以李立山、李立辉盗窃竹跳板为由提出索赔，刘京春先索要人民币5万元，但李大军随即将索要金额降至人民币1万元。李立山、李立辉称没钱，李大军等人即殴打李立山、李立辉，李大军、刘京春还持匕首威胁、逼迫二人电话联系亲友筹钱赎人，并将亲友在约定地点交钱，但因简美万的亲友所带钱不够，李大军遂拒绝放人并要求筹齐1万元才肯放人。2010年2月4日0时许，公安人员在324国道某路口拦获一辆面包车，将人李大军、刘京春、周全、雷万三、韩四平抓获归案。

D区人民法院认为，被告人李大军等五人以非法占有为目的，采用胁迫、要挟的方法，欲索取他人财物人民币10000元，数额巨大，其行为均已构成敲诈勒索罪，系共同犯罪。五被告人已着手实施敲诈勒索行为，由于意志以外的原因未得逞，系犯罪未遂，依法可比照既遂犯减轻处罚。五被告人归案后均能如实供述犯罪事实，在法庭审理时自愿认罪，可酌情从轻处罚。本案系因民事纠纷引发，被害人对案件发生负有一定的责任，且案发后对五被告人表示谅解，对五被告人亦可酌情从轻处罚。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七十四条、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第二十三条、第六十四条，以敲诈勒索罪分别判处五名被告人有期徒刑一年二个月。

一审宣判后，周全的家属不服一审判决，委托本律师担任二审辩护人。

本律师仔细阅读了全部案卷材料，并会见了被告人，提出如下辩护意见：

一、一审判决未区分各被告人在共同犯罪中的地位、作用，未认定主从犯不当。本案中李大军系事主，且纠集其他被告人参与犯罪，实施敲诈勒索行为，应认定为主犯；刘京春持斯军刀威胁被害人，积极主动参与犯罪，实施敲诈勒索行为，亦系主犯，但地位作用相对小于李大军；周全等三人作为雇工，受雇主纠集参与犯罪，在共同犯罪中起次要作用，明显系从犯。一审忽视了对本案各被告人在共同犯罪中的地位、作用进行甄别、判断和认定，致使全案各被告人之间量刑明显失衡。按照《量刑指导意见》的规定，对于从犯，应当综合考虑其在共同犯罪中的地位、作用以及是否实施犯罪实行行为等情况，可以减少基准刑的20%-50%。周全受雇主李大军纠集参与犯罪，未参与犯罪策划，亦未积极索要钱财行为，仅在犯罪中起次要、辅助作用，故应减少基准刑的35%。

二、一审判决没有综合全案，充分考虑民事纠纷引起，被害人一方负有责任及被害人谅解等量刑情节。被害人李立山、李立辉驾驶小货车到被告人工地捡拾竹跳板是案发起因，被告方作为材料所有者和工地施工人员，认为有人进工地盗窃材料予以阻止亦并无不妥。因被害方不能提供同意进入工地捡拾材料的刘史标的联系方式，致使矛盾升级。后又因刘史标拒绝到场解释原因，导致被告方对被害方的话产生质疑，矛盾再次升级，最终发展为被告人采取暴力威胁及控制他人人身自由的刑事犯罪。由此可见，本案中被告方的主观恶性和社会危害性明显小于一般敲诈勒索案件，且案发具有偶然性，综合考虑全案案情，鉴于本案是民间矛盾引发，且被害人有一定的过错和责任，根据《量刑指导意见》和当地实施细则的规定，对五被告人均可减少基准刑的20%;又鉴于本案事出有因，区别于一般的敲诈勒索犯罪，且被害人对被告人的行为主动谅解，对五被告人又均可减少基准刑的20%。

二审法院最终采纳了辩护人的辩护意见，最终判决周全有期徒刑七个月。